我在第十七日抵达云诏国都。

进城以前，我先找到一支即将返回湘西的布商，将第一封信托给他们。

信中写了沿途经过的驿站、渡口与水路，也告诉愫晚，青玉扣在身，红丝砚在案，我一日也没有忘记归路。

按那支商队的脚程，信会在我离开梅家的第三十四日送到。

国都比北境任何一座城都大。

城外有三重水门，河渠从东西两侧穿城而过。北城几条长街全是书坊，木架上晒满新刻的书页。各郡士子住满客舍，酒楼里谈的是三年一次的大试，茶棚里争的是谁能代表云诏前往金陵。

我入城的第二日，在一家书坊看见了自己的文章。

《明心十问》被人重新誊录，摆在几册国都名士的文集旁。书坊掌柜不认得我，还同我说，北境有个姓徐的年轻人，文章锐利，将来若来国都，至少能进殿试。

我问：“只进殿试？”

掌柜抬眼打量我。

“国都英才何其多。年轻人，不要读了几篇文章便觉得天下无人。”

我买下一册。

后来放榜，我又去过那家书坊。掌柜认出我，躲进里间半日没有出来。

进入备试书院的第三天，我认识了萧景元。

书院正堂悬着一道论题。

题目问：若一项新法能够使十人得利，却必然使一人蒙受无妄之损，这项法是否还应推行。

题下已经贴了四十余篇文章。有人论多数为重，有人说不可因一人废天下之利，也有人主张补偿受损之人以后再行新法。

我看完，在最末添了一页。

我写：“若那一人的损失可以补偿，便应先言明由谁补、如何补；若所失不可补，所谓十人得利，便不能直接拿来与之相抵。十与一是人数，不是道理。未先问清所得与所失是什么，便急于计算多少，算得越精，错得越远。”

纸刚贴上去，身后便有人道：“若凡事都等到毫无亏欠才做，世间还有哪一项政令能够推行？”

我回头，看见萧景元。

他出身云诏萧氏，已经连续两年位列书院年考第一。旁人与他说话总会先留三分余地，他却最厌恶别人有意相让。

我道：“我没有说不可推行。我说的是不可用十人得利四个字，直接证明那一人活该受损。若事情必须做，作出决定的人也该知道自己亏欠了谁，日后设法偿还。承认代价，和因为有利便假装不存在代价，是两回事。”

萧景元问：“若无力偿还呢？”

“那便把这份无力也写进法中，让后来者知道今日所得从何而来。至少不要再给受损之人安一个阻碍大局的罪名。”

正堂内渐渐安静下来。

萧景元看完我写的文章，亲手将它从最末取下，挂到了论题正中。

“你便是北境徐砚衡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等你很久了。”

我们第一次论学，从午后一直争到掌灯。

他重法度，认为世情复杂，不能将治乱寄托在人人自省之上。我重人心，认为律法只能守住人的手脚，若不能让人以作恶为耻，刑条只会越来越密。

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。

散席以后，他命家仆取来三卷云诏先贤手稿。

“你从北境来，这几卷在外面看不到。拿去读。”

我问：“大试在即，你为何借我？”

“你若因少读几卷书输给我，我胜得也不痛快。”

他与我约定，场中各凭所学。若他居首，我服；若我胜他，他备酒相贺。

我将这件事写进第二封信。

信末，我告诉愫晚，国都有一个名叫萧景元的人，文章出众，胸襟也不坏。待我回湘西，可以将他写的论法文章带给她看。